文盲母亲举债数万育儿成才 25年未吃肉

　　文盲母亲育儿成才

　　汪杏兰在新洲城管局算得上是个名人。每年评先进模范总有她，前不久还被评为武汉市城管标兵——全市才17个，全区400余名环卫工中更是“独一份”。更令大伙佩服的是，汪杏兰自己不识字，一双儿女却很有出息：女儿黄文梅大学毕业后被招录为国家公务员，儿子黄黎军更被保送到韩国国际大学硕博连读。对此，她的同事袁喜兰评价说：“可怜的孩子是苦中成才，坚强的母亲就要苦尽甘来啦！”

　　勤俭度日举债求学

　　1984年丈夫病逝时，留下4岁小女和2岁的儿子。此后，“勤俭”成为汪杏兰主要的法宝：多数衣物是别人给的或捡的，最值钱的家当是4年前街坊“淘汰”的一台19英寸彩电。每天，十余个小时与同事一起清扫街道外，她还见缝插针地帮早点摊洗碗包饺子，到工地上拖板车倒建筑垃圾，自己种菜卖菜。25年来她从没吃过肉，烂菜、野菜、咸菜是长期菜谱。

　　“我没什么，孩子是受了不少苦。”汪杏兰记得，小学毕业时，瘦弱的儿女到建筑工地上挑沙打小工，辛苦一天挣1块多钱。时常挑水果卖的她，只能把烂水果削一削再给孩子吃。儿子保送出国时，才首次穿上借钱买来的新衬衣。

　　第二法宝则是举债。女儿考上大学时，她从全湾40多户“集资”3000余元凑学费；两年后儿子上大学，她向银行贷款2万，亲友几乎都成了“债权人”。

　　自尊乐观知足常乐

　　黄黎军初中毕业时，好心的老师华萍塞给他80元钱，让他买件新衣服，汪杏兰却坚决地把这钱还了回去。新洲一位企业家主动提出，全额资助黄黎军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急需用钱的汪杏兰仍是婉拒。她的理由是，多点生活压力，孩子更会刻苦求学，“没钱用就借，省下钱再还，这样心里还踏实些。”

　　自尊乐观，是汪杏兰这么多年挺过来的第三大法宝，也深深地铭刻在苦中成才的一双儿女的心上。

　　尽管现在每月工资才650元，巨额债务不知何时能还清，儿子还需5年才能完成学业，但汪杏兰却过得很带劲：“我天天劳动不生病，儿女争气也孝顺，这就是好日子，而且还会越过越好。”

　　阿根廷小镇里的英雄之家

　　阿尔塔格拉西亚，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西的山区，是个小而幽静的镇子。窄路仍是石子铺就，路上跑着天真嬉笑的孩童。如果你问他们：“切的家在哪里？”他们往往会拉着你的手，一路跑去。在这里，人们还亲切地称呼他为“切”，这是他长大的地方，大家从不把这位英雄当作外人。

　　踏入小院，只见几间平房。走进客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铜塑格瓦拉头像，英雄望向远方。故居的陈设很简单，角落里的一台小电视在循环播放格瓦拉生平录像，展示了他从小到大，直到战死在玻利维亚的一生。客厅右侧是格瓦拉曾经住过的房间，一张小床被安放在角落里。墙壁上挂着格瓦拉的出生证和几张幼年生活照。一张小桌上还放着格瓦拉童年时读过的书。格瓦拉一生酷爱读书，在战争期间都不曾中断。有许多著名的照片都是他叼着烟斗读书的样子。

　　就像中国家长爱把孩子的奖状挂在墙上，格瓦拉家里也不乏优异的成绩单和奖状。他毕业于在国际享有盛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据工作人员介绍，格瓦拉的家庭是名门望族，受父母影响，格瓦拉较早就开始打高尔夫球，但是他从没有等级和门户的概念，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是穷人家的小孩。

　　阿尔塔格拉西亚海拔很高，气候凉爽，尤其适宜暑季度假消闲。小城面对大坝截流形成的圣洁克湖，明镜般的湖水映着群山。岸边翠绿掩映着一幢幢房舍，格瓦拉就在其中一栋中度过了十年美好的生活。北部神秘美丽的泽山老林、峡谷瀑布更是吸引少年格瓦拉前去探险。阿尔塔格拉西亚造就了格瓦拉最美好的品质：淳朴、自然、充满冒险精神。

      跨越南美的摩托车日记

　　近年来，切·格瓦拉的传奇被世界各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无限使用着。他具有革命者的激情和流浪者的浪漫，其中最为人们向往的不是其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而是早年他与朋友驾着摩托车跨越南美的豪迈精神。第一次漫游拉美，面对印第安人、麻风病人，面对独裁统治，他抑郁沉默，甚至黯然泪下。这时候，他的伤感、痛苦是为了正义、理想和人类。他毕业后第二次开始漫游拉美，则是怀着某种激进的思想出发的。在这次漫游中，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切”。

　　1954年的“危地马拉事件”促使格拉瓦弃医从政，同年，他漫游到了墨西哥，在那里与当时因在古巴搞革命而流亡的律师———卡斯特罗一见如故。格瓦拉组织游击战经过了不少国家，于是在南美很多国家都不难发现某地印着“切·格瓦拉故居”的牌子。

　　古巴永远热爱格瓦拉

　　时至今日，切·格瓦拉仍是古巴人民心目中的精神领袖之一。在首都哈瓦那街头，随处能看到以他的名言作为标语：“面对侵略与威胁，古巴的回应是加倍革命！”而格瓦拉英俊、潇洒的头像更是印在许多地方。切·格瓦拉曾经担任古巴首任工业部长，在哈瓦那革命广场附近的工业部大楼的墙体上，至今保留着一幅巨大的格瓦拉肖像，下面写着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口号：“胜利到永远”。

　　哈瓦那的格瓦拉故居游人众多，它位于城市东部的加勒比海滨，凭海临风，背靠古堡。但是与他在拉美其他国家的故居风格一致，这里家具简单，装饰朴素。丝毫看不出这是与卡斯特罗一样重要的领导人住过的地方。而在离哈瓦那不远的圣克拉拉，也有一座纪念馆，这里收藏了大量切·格瓦拉的遗物和照片，甚至埋葬着他及其战友的遗骨。圣克拉拉市广场上还矗立着一座6米多高的切·格瓦拉铜像，在广场上成群的孩子自由自在地奔跑着，这里的街道上到处可以看到旅人穿着胸前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言语间亦不乏景仰之情。长眠在此的英雄应该为今日的宁静感到自豪。

　　再比如另一个名叫张文龙的罪犯，他的父亲也像杨杰的父亲一样因为包庇儿子被判入狱，他也认为儿子变成这样没有做父亲的责任，因为他尽过力了。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他并不是没有教育儿子。第一个例子是：小时候张文龙有一次夜不归宿，被他提起来摔到墙上摔昏。第二个例子是：儿子大一点时到歌厅唱歌，被他打得半个月不能起床。在他的观念当中，教育就是打就是骂，而不是说服，更不是沟通。

　　结果，他的儿子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逃学，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游荡，与女孩同居，打架，偷盗，差不多偷遍了镇上所有的商店。还抹上口红，戴上耳环、胸罩，以“小姐”身份到歌厅坐台。他是这桩大案里年龄最小、心肠最毒的一个，夺枪的主意就是他出的，临刑时还不到20岁。

　　还有那个名叫王丽的女孩，她说：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与我爸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我知道我爸是为我好，想让我做个好孩子、好学生。可是他的方法让我太难接受了，非打即骂不说，为了监控我是不是在外面干了坏事，常常偷看我的日记。有一次，他发现我在看一本小说，很愤怒，一气之下，不但撕了小说，还撕了作业。

　　她说她好多次都想对父亲大喊，求他把女儿往好里想。她说自己初中之前一直是个好学生，因为父亲的粗暴，干脆破罐子破摔。后来有一次，父亲打她打得太厉害了，妹妹怕她被打死，向“110”求助，她便趁机逃出家门。

　　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当家人得知她的消息时，她已进了监狱。王丽说，最让她感到难受的是审判那天她的母亲、妹妹拍打囚车车窗又哭又喊的样子，她说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情景。

　　还有陆文林，有一次被父亲吊在房梁上几乎打死。

　　这里面，只有郭永涛的父亲在儿子尸体运回去之后总算有所省悟，他说：我儿子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全都怨我，怨我这个当父亲的没有好脾气，光知道打，打得孩子事事躲我，不跟我说心里话。

　　有一年春节郭永涛回家，他的父亲劝他到煤矿上班，郭永涛不同意，他操起一根棍子狠狠打了儿子一顿，这一打郭永涛再也没回来。

　　这简直是在逃亡，是不是？灵魂的逃亡！棍棒之下，这些孩子除了逃亡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所以，杨杰临刑前，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要他跟父亲见最后一面，他坚决不见，他说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父亲，已经好多年不跟他说话了。

　　难道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吗？他是太想让儿子成才了，但做法错误，才把儿子逼成了这样。当他看清大儿子杨杰不再回头时，绝望之下，又把心思全部用在二儿子杨军身上。那时候杨军还很优秀，勤快，节俭，体贴家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儿子他也没能保住。

　　有一次，买厕所阀门，他叫杨军买一种四川出的某牌子的，杨军听卖货人说这种牌子不如另外一种牌子好，就买了那种。父亲不干了，他认为儿子没有听他的话，就开始大声辱骂。杨军一气之下，搬到厂里去住。

　　之后，他又把希望寄托到最后一个儿子，小儿子杨辉身上，那时杨辉正上中学，他发誓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大学生。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杨辉做早饭，每顿都有荷包蛋。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作为一个父亲，这样做算是很了不起了，但是，他那种望子成龙的眼神压得杨辉喘不过气来，结果学习越来越糟，成绩一直排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