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邪西毒终极版》3月底公映 纪念张国荣

　　《东邪西毒》堪称华语影片空前绝后的一部经典影片。云集梁朝伟、刘嘉玲、张国荣、梁家辉、林青霞、张曼玉、张学友、杨采妮八大明星，成为之后难以重现的盛况。而影片独特的风格也成为长久不衰的话题，不少台词也成为经典，并不断出现在其他影片中。去年，《东邪西毒终极版》在上海电影节上曾上映过一场，门票在四个小时内销售一空。

　　王家卫曾说，没有《东邪西毒》就没有王家卫。因此为修复《东邪西毒(终极版)》，王家卫极为用心，耗费千万资金，历时三年，对影片逐帧重新调色，使画面充满油画感，对于看过本片的观众，无不惊呼其绚丽多彩的油画风格。王家卫更邀请著名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加盟护航，重新配乐，将原来的单声道修复成5.1环绕立体声，力求精益求精，完美的音色呈现。同时在情节处理上力求简单、易懂，把个人风格和商业元素更好地糅合在一起。而为了配合电影的修复和内地公映，更邀请国内顶级配音团队上海译制片厂重新配音。

　　《东邪西毒(终极版)》在国内的公映，也打破了过去华语电影重映纪录，一部电影相隔15年，仍然处于风头浪尖的地位，丝毫不显老土过时，可见王家卫的先锋姿态和持久魅力。《东邪西毒》的重映，也为电影的商业回收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和方向。如若其取得票房胜利，有望带起一股重映热，而不仅仅是影展式的回顾纪念与小面积的区域上映。

　　此外，为向张国荣致敬，《东邪西毒(终极版)》增加了张国荣的戏份，并在影片最后特别为他留了一个镜头。而据光线影业介绍，因为《东邪西毒(终极版)》上映的时间刚好临近张国荣的祭日和清明节，光线影业将发起和举办多场纪念张国荣的活动。让观看《东邪西毒(终极版)》成为今年大家纪念张国荣最好的方式。

　　哪怕98%是表扬与鼓励

　　也要给批评留2%的位置

　　问：前一阶段有人提出“赏识教育”这一新概念，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个口号：“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您是否赞同这种看法呢？

　　关鸿羽：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教育必须讲究辩证法，不能提极端的口号。我赞成多赏识、多表扬、多鼓励，但是好孩子不是夸出来的，而是综合教育的结果，其中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影响。家庭教育包括家长身教、家庭环境、教育方法，而这方法中有表扬也有批评。无原则的表扬不仅不利于孩子成长，还容易使其骄傲自满，心理承受能力降低，以至于不适应将来的社会。

　　问：也就是说，发现了孩子的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要给以必要的教育甚至惩罚？

　　关鸿羽：对，也就是负强化。一个没有受过批评和委屈的孩子是很难成才的。负面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可以使孩子认识到什么是不能做的，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

　　孩子需要表扬也需要批评，我的观点是：表扬为主，批评为辅；严爱结合，刚柔相济。哪怕98%是表扬与鼓励，也要给批评留2%的位置。

　　相近的思想相吸

　　相反的思想相斥

　　问：家长和孩子之间由于年龄差距较大，往往具有很深的代沟与隔膜，在思想上不容易彼此理解和沟通。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办法？

　　关鸿羽：以孩子的眼光看待孩子，永远保持一颗童心，是当家长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有些家长总想让孩子“规规矩矩”，总想把他们变成个“小大人”，这种脱离年龄特点的教育往往造成两代人的隔阂。“将心比心”，遇到问题替孩子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好得多。

　　问：父母由于对子女过高的期望值而提出过高的标准和要求，是否也可以用您的“阶梯理论”来化解？

　　关鸿羽：不错。教育中有一个现象，叫做“相近的思想相吸，相反的思想相斥”。你的观点离孩子很远，不容易被孩子接受；你的观点和孩子相近，孩子自然容易接受。因此，家长要先降低标准，找到与孩子相近的地方进行疏导。这就如同上台阶，你想把孩子拉上台阶，你先要走下去，贴近孩子之后再把他拉上来。如果你和孩子相距甚远，孩子往往很难向你靠拢。

　　谨防“阴盛阳衰”

　　强化“男性教育”

　　问：现如今有些父亲把教育的责任推给妻子，自己却躲清闲。有的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管；有的是脾气不好，和孩子生不起气；有的则是干脆懒得管，觉得妻子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是天经地义。您如何看待家庭教育中这种“阴盛阳衰”的现象？

　　关鸿羽：父亲是高山，母亲是大海，父母各有优势，必须做到阴阳互补，阴阳平衡，一定要防止家庭教育中“阴盛阳衰”的现象。

　　我曾经搞过一个调查，家庭教育中以母亲为主的占50%，以父亲为主的占20%，平分秋色的占30%。自古“养不教，父之过”，父亲放弃教育子女的责任是极大的错误。夫妻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必须要一致，双方都主动教育子女，孩子才会感到爸爸妈妈对自己都很上心，才不敢钻空子。

　　从婴儿时期的喂养到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的学校教育，我们的孩子现在受到母性教育已经够多了。如果在家里父亲再放弃教育的责任，孩子从小到大受到的是一系列的女性教育，哪还会有阳刚之气？如果孩子缺少男性教育，孩子的性格、情感、意志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淡化教育痕迹

　　做到不教而教

　　问：家长们总是期待着教诲能够立竿见影，却往往事与愿违。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是否也是导致亲子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呢？

　　关鸿羽：家长要切记“三分教诲，七分等待”。三分教诲，指教诲要适量。说教过多，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效果反而不好。七分等待，是指父母对孩子要有耐心。如果急躁，便会与孩子产生矛盾。教育有时需要等待，需要孩子亲身体验，甚至需要走些弯路，摔几个跟头。孩子成人成才，更需时日和世事的打磨，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揠苗助长，只能得不偿失。

　　家长和孩子沟通时应该有耐心，谈话后不要急于让孩子表态，要让孩子回去想一想。当时马上表态、认错往往是假的。经过思想的矛盾斗争，才会有真正的认识。

　　问：“不教而教”这种说法最早是由您提出来的，您是否可以详细阐述一下这一概念？

　　关鸿羽：这正是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最好的教育不是耳提面命，不是批评斥责，不是强制惩罚，而是淡化教育痕迹，让受教育者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潜移默化。不教而教，就是把教育内容渗透在游戏、谈天、生活之中，在一种和谐、自然的气氛中使孩子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

      中国的扇面书画艺术，尤其是折扇扇面的书画艺术，已成为中国书画艺术宝库中“别体之作”，欣赏、把玩和收藏者历代不穷。
　　扇面书画，在中国起源很早。书扇始于东晋，《晋书·王羲之传》记述：“在蕺山（今浙江绍兴市境内）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以致“人竞买之”。关于画扇，唐人张房远《历代名画记》中曾有东汉末年的杨修为曹操画扇、误点成蝇的记载。其实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也有类似故事，《晋书》上说：东晋北伐名将桓温邀献之为其“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马交牛字牛，甚妙。”但这些所书所画的扇，是“六角竹扇”或蒲葵扇、团扇，而绝不会是折扇。因为折扇是“舶来品”，首次是北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由日本传入中国。《宋史》记载这次是日本和尚向宋朝廷进献的礼品中，有“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此“纳桧扇”，即用桧木制的折扇，而“蝙蝠扇”，则是纸面的折扇。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出使高丽国的使者带回的礼品中也有折扇，《宋史》上记录：“高丽叠纸为扇，铜兽靥环，加以银饰，亦有画人物者”。可知“折扇”是北宋时期从日本和今天的朝鲜之境传来。
　　北宋时，中国也开始自制折扇。南宋的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就出现了不少如“扇子巷”的地名和诸多的“扇子铺”，这其中生产的就有折扇，并有了折扇书画艺术。宋时著名画家赵伯钧（赵千里），擅于金碧山水，曾为宋高宗皇帝画过折扇，因而元代诗人张雨有《赵千里聚扇上写山次韵题》特抒此事。“聚扇”，即折扇也。明代的陆深在《春风堂随笔》里，记其曾亲眼见到过南宋“杨妹子所写绢扇面，摺痕尚存”。“杨妹子”，乃南宋宁宗杨皇后之妹。“摺痕”两字，透露出此扇也是折扇；“绢扇面”，又告知了折扇是以绢制为面也。此赵千里是否是画折扇面的首始者、杨妹子是否是写折扇面的第一人？此待进一步考证。
　　宋之后，尤其明、清两代，折扇的扇面书画艺术呈现出一派纷繁旺盛的大发展势头。因为折扇面的材质不同、性能有别，书画者们得掌握住其中的异同，进行熟练的艺术驾驭；也有的为更好地便于操作，在平整的扇面上先行书画，后再折叠装制成扇。明代书画“四大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无一不是扇面书画艺术品的名将，连江南女才子董小婉，也是扇面书画的高手。这种艺术到了清代，更是登峰造极，“清初六家”、“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金陵八大家”、“扬州八怪”等等，无不在这一艺术领域纷争夺冠，甚至连佛界也出现了这种艺术领域的一流艺术大家，艺坛称其为“四僧”，即渐江僧弘仁、八大山人朱耷、苦瓜和尚石涛、髡残石溪。这里，专门向大家展示和介绍弘仁和石涛的两幅扇面书画的精品之作。
　　弘仁，俗姓江，名韬，安徽歙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于福建武夷山，依著名的古航禅师为僧，法名弘仁，字渐江。在艺术上提出“敢言天地是吾师”口号，一生衷情于山水间，书意简洁、淡泊，画境素雅、高远，耐人久瞻而寻味。其作品历来为书画艺坛所仰慕，尤其是画，对“黄山画派”、“扬州画派”的形成和发展，均起过难以磨灭的贡献，他更是“新安画派”的奠基人。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幅扇面画，名曰“秋江风帆图”（图1），扇面纵16.3厘米、横53厘米，整个画面沉浸在山、水、林、石之中，一叶孤舟静横在浩瀚的水中，一切都凝结在自然、洁净、淡泊的意境中，雅素无比，神韵无穷，扇面上方有：“风迎一帆悬，为赓老写意，壬寅夏，弘仁”的字样。此“壬寅”，即清康熙元年（1662年），后不到两年，弘仁即圆寂而去，可知此乃弘仁的老年之作，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压轴之作，显示出他书画技艺的高超精湛外，更表明此件扇面艺术品的珍贵。
　　另一幅则是石涛的“清溪水竹图”（图2）。石涛，清全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市）人。俗姓朱，名若极，为明代皇族宗室的后裔，其父乃靖江王朱守谦。朱若极削发为僧后，法名原济，字石涛，别号“苦瓜和尚”、“清湘老人”、“大涤子”等。其画尤擅山水，笔意恣纵，脱尽窠臼，能融会千古，独立于手眼，其所绘花、鸟、竹、梅，无不精妙，历来被画坛推上“大江以南推第一”的崇高地位。其画风，对“扬州画派”和近现代中国画艺术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此幅“清溪水竹图”的扇面之作，则是石涛同类作品之佳品。扇面纵17.5厘米，横51厘米，把当年的江南水乡人家风情，艺术化于整个扇面之上。画面显得那样的清淡、纯净，给人一种韵味深邃、耐人追溯的感觉，这正反映出石涛于佛门的纯化心境。扇面左上首有墨书七言诗，诗云：“吴下人家水竹居，窗会四面绿荫虚。初回午梦情何甚？楷法仍抄秋树箕”。落款处则是：“为东老年长兄先生，大涤子何长”。看来，这是石涛为一名老年朋友所作，而且用的是“大涤子”这一别号，并钤有印。
　　《秋江风帆图》、《清溪水竹图》两幅艺术品之高达和画风之精绝，历来为书画艺术界和文物界视为珍稀之物。曾多次作为扇面艺术文物展品，前往日本、韩国及诸多欧洲国家展出，为海外观众拍案叫绝。两幅珍品，现均为安徽省博物馆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