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报告称大陆对台作战可能使用闪电战封锁战

　　美国《中国军力报告》涉台部分如下，这些内容充分反映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两岸统一的狼子野心。

　　第五章 解放军现代化和台湾海峡的安全

　　台湾海峡的安全态势，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三者之间最大的关注点和互动议题。解放军已经发展并部署了足以对台湾地区进行逼迫或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武力手段的军事能力。解放军的提高对台湾地区的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过去由于投射能力的欠缺，解放军无法跨越100海里宽的台湾海峡，这也为台湾地区的”海岛防御”带来了自然的地理优势，此外台军的技术优势和美国采取武力干涉的可能性都是台湾地区安全状况的主要构成因素。

　　尽管自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北京方面一直公开对台海局势释放积极的信息，但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大陆的对台军事部署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在台海建立信任机制之后，解放军如何行动还有待于观察。

　　台湾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战争储备，已经采取一些重要的措施，同时还提高了自身的联合作战能力、危机反应。从大体上来说，面对北京持续的军事建设，这些提高已经加强了台湾地区的自然防御优势。台湾地区还把注意力放在”建设一支全志愿、职业化军事部队”，同时降低自己的军事力量规模--从27.5万人削减到20万人，或者有可能削减到18万人，并且保持目前的国防预算水平(GDP的3%)。在这一规划之下，一支规模更小的武装力量所消耗的成本必然会下降，而这些军人的工资和福利将会相应提高。

　　美国政府一直反对台海双方的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并且呼吁通过以一种两岸民众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和平解决台海问题。按照《美台关系法案》(1979年)，美国通过提供防御武器和支持台湾地区自我防卫，帮助了台湾海峡地区保持和平、安全和稳定。此外，经过美国武装力量和全球力量部署调整的改革，美国国防部正保持在该地区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防范北京利用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北京的台海战略

　　北京似乎已经准备推后使用武力手段，只要北京相信台海关系的发展趋势继续朝着统一的方向，而且武力冲突所付出的代价要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在未来较短的一段时间里，北京的目标可能将主要集中在”防止台湾地区通过一个集合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和强制军事设施权力的战略，从而走向法理上的独立”。尽管北京表示愿意通过”允许台湾地区实现高度自治”的和平手段，来实现台海统一，但解放军近程弹道导弹的部署、两栖作战能力的加强以及先进的现代化远程防空体系已经覆盖台海地区，已经表明北京仍旧不愿意放弃使用武力手段。

　　在历史上，中国大陆已经多次警告将采用武力手段，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因为台湾地区宣布自己的政治地位、解放军能力的提高和北京对台湾地区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看法等因素的影响而爆发。这些情形或者”红线”包括：

　　正式宣布台湾地区独立；

　　模糊地走向台独；

　　台湾地区内部发生动荡局面；

　　台湾地区获得核武器；

　　无限期推迟恢复关于统一问题的台海对话；

　　国外势力对台湾地区内部事务进行干涉；

　　国外军队驻扎到台湾地区

　　此外，2005年3月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规定，”如果分裂势力导致台湾地区在事实上从中国分裂出去；如果发生重大事件导致台湾地区的脱离一个中国；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已经渺茫”，那么北京可以采用非和平手段。这些”红线”的模糊含义，加强了北京方面威慑的可信性，并且使得北京可以游刃有余地决定其反应的性质、时间和形式。

　　北京的对台作战方案

　　解放军有能力对台展开计划更加缜密的军事行动。一些分析家认为，北京将首先采用一种常规的方式，特征是公开表明自己已经准备好采取武力手段，紧接着是有预谋地集结作战力量，加快战略欺骗实施的速度。其他一些分析家主张，届时更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是，在其他国际可能做出反应之前，北京将放弃准备时间，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和/或政治行动，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法并不能实施，北京将寻求：

　　遏制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

　　如果遏制行动未能成功，那么就尽可能拖延美国的干涉行动并且在一场非对称的、有限的、快速战争中努力争取胜利；

　　战争进行到暂停阶段，并且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后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海上隔绝或封锁

　　尽管传统的海上隔绝或封锁将对台湾地区带来更大的冲击，但这也使解放军的海军能力负担沉重。中国的一些军事文章中表述过潜在的可选择的解决方案--空中封锁、导弹攻击和水雷战，目的就是为了阻隔港口和通道。北京可能会宣布正在驶向台湾地区的船只必须在大陆港口停靠，这样就可以在这些船只抵达台湾地区港口之前就进行检查。北京可能也会试图通过宣布举行演习或导弹试射，关闭一些通往台湾岛的重要海域，从而达到与封锁相同的效果。早在1995年到1996的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中，解放军就使用过这种方法。然而，这一行动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任何限制往返台湾岛海上交通的行动都将会招致相关的国际压力和军事对峙升级，北京可能会低估了这种影响。

　　动用有限的军事力量或迫使其投降

　　在一场有限度的对台战争中，北京可能会利用各种破坏性、惩罚性或者致命性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会结合一些公开的和秘密的经济及政治活动。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包括：计算机网络攻击和针对台湾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有限运动攻击，诱发台湾地区方面的恐惧心理并且削弱台湾地区民众对台湾地区领导层的信心。同样地，解放军特种部队已经渗透到台湾地区，可能会对基础设施或台湾地区领导人实施攻击。

　　空战和导弹战

　　对台军防空系统的有限近程弹道导弹攻击和精确打击所针对目标将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空间设施和通信设备，这些军事打击行动能够削弱台军的防御能力，瘫痪台湾地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并且有可能粉碎台湾地区民众投入到军事反抗中的决心。

　　两栖登陆

　　中国一些公开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对两栖登陆作战的不同概念都进行过描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岛屿联合登陆战，这一概念想像了一场对后勤支援、空中支援、海军支援和电子战都同等依赖的，非常复杂的军事行动。其目标将可能是突破或包围岸基防御，在台湾岛的西海岸线的北部或南部建立一个滩头，向指定的登陆地点输送作战人员和物资，然后发动攻击，以控制并占领关键目标，甚至整个台湾岛。

　　当前，解放军有能力完成各种两栖作战行动，但还无法对台湾岛实施全境登陆作战。除了日常训练之外，极少有明显的军事准备行动，因此解放军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目前控制的小岛发动登陆作战。这种登陆作战在切实实现领土收回的同时，还将会展示解放军的军事能力，并显示政治决心，同时也会让对手找到一些阻止的方法。然而，如果这种作战行动没有被阻止，那么其将带来重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这一军事行动可能会刺激台湾民众并激发国际反对呼声。解放军如果对一个中等规模、有岸基防御的岛屿展开登陆作战，如金门或马祖，那么这完全在解放军的能力范围之内。

　　大规模两栖登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且难度非常大的军事行动。其胜利完全建立在制空权、制海权、在岸上迅速建立并保持供给输送以及连续不断的支援之上。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将会让几十年来从未接受过实际战争检验的解放军感到紧张，并且会引起国际的干涉。这些压力，结合解放军作战力量的消耗、城市作战的复杂性和反破坏行动(假设解放军成功登陆并突破台军防御)，让”对台湾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冒着巨大风险。台湾地区对武器硬件设施和强化防御能力的投入，也会相应削弱北京完成其目标的能力。

　　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向记者证实，2009年1月底至2月份的第一周，以色列海外情报摩萨德跟踪发现有一支秘密车队正在向加沙走私火箭弹和武器装备，这些军火显然是要提供给哈马斯武装组织。以色列军方在收到摩萨德提供的这一重要情报后，决定派遣出无人飞机前往苏丹境内进行袭击拦截。西方外交官表示，伊朗车队当时运送的主要是“胜利-3”型(Fajr-3)火箭弹，这种火箭弹的射程超过65公里，一旦落入哈马斯武装组织手中将会对以色列构严重的威胁。以军无人机的袭击行动结束后，伊朗运输队的17辆轻型卡车全部被毁，除一名埃塞俄比亚籍机械师幸免于难外，其它将近40人全部死亡。这位幸存的机械师回忆说，当时他看见有两架飞机掠过车队上空，然后返回开火，他无法辨别飞机所属的国籍和类型。

　　苏丹运输部长马布鲁克-穆巴拉克-萨利姆此前曾表示，他们有情报显示以色列空军今年1月袭击了苏丹境内的一支运输车队，袭击地点接近苏丹与埃及的边境。有媒体后来说，车队是给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组织运送武器的。当时，以色列正在对加沙地带进行“铸铅”军事行动。萨利姆告诉设在法国巴黎的“苏丹论坛”网站，说车队里17辆运送武器的轻型卡车全部被毁，车上39人死亡。但他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又说车队不是运送武器的，而且死亡人数多达800人。但有几家埃及报纸却报道说，这次的袭击手段如此老练，“肯定是美国人所为”，而且美军军机可能是从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美军基地起飞，那里距苏丹境内航程仅几百公里。美国国防部则澄清表示，当天在苏丹的确曾发生了袭击事件，但执行任务的不是美国飞机。

　　以色列军方则拒绝证实或否认这起袭击事件。以色列军方的一位发言人对记者说，“我们没有回应这类报道的习惯。”但按照西方外交官的说法，以色列看守内阁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在“暗示”这和以色列有关。奥尔默特事后曾表示：“我们在远近任何地方都能打击恐怖组织。想知道的人用一下想像力就能知道，没有以色列打不到的地方。” 以色列此前一直声称，伊朗军方在秘密地向哈马斯提供武器装备，而且伊朗和加沙地带之间存在一条“武器走廊”，路线是伊朗经波斯湾到也门，然后经红海到苏丹，此后再经陆路运至埃及和加沙一带。这些武器装备包括反坦克火箭筒、AK系列步兵轻武器和各类弹药。

　　1981年，以色列曾出动战机远程奔袭1000公里，摧毁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并引起世界军事界的瞩目。而这次以色列距苏丹境内的袭击地点，航程大约1400公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此次空袭的确是以色列军方所为，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伊朗一个警告和教训。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大力改革金融体系、再造全球金融稳定框架的呼声渐高，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经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提出了多种建议，并形成了一些共识。在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应对系统的顺周期性、重置资本和拨备要求、完善估值和会计准则等方面，G30完成了金融改革报告，金融稳定论坛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围绕金融监管和新巴塞尔协议框架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相应工作。一些监管机构和金融业已着手推动建立针对信用违约互换(CDS)等场外(OTC)金融产品的集中清算和中央交易对手机制。这些好的建议和举措，以及各方为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所做出的努力，将有助于危机的应对及未来的风险防范。但我们也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各方的充分关注或达成共识，在此，我们希望通过对部分问题的深入讨论，提出相关改进建议。

　　一、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存在多方面问题

　　本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通过各类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渠道，迅速在全世界蔓延。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有力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危机的快速蔓延暴露出了部分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理念、体制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问题。

　　 1.监管理念上过分相信市场的作用

　　在监管理念方面，部分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事实上，无论是几年前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涉及到的问题，还是这次危机前期的部分金融机构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提醒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但多数监管当局并未采取系统性措施加以改正。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忽视了在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这次危机的演变过程显示，微观主体存在逐利本性，仅仅依靠市场本身力量，要么容易导致资产泡沫，要么就是以金融危机这种破坏性方式清理市场，给全球金融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2.监管体制须不断更新，以免落后于金融创新

　　近年来，金融创新使得金融系统性风险有了新的来源，其中包括各类场外金融产品以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特殊目的实体等类银行金融机构(near-bank entities)以及资本流动的跨市场投机。上述类银行金融机构内部存在多重问题，与传统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一些大型传统金融机构大规模拓展非传统金融产品和业务，规避监管，成为系统性风险的另类来源。

　　本次危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在现行监管模式下，吸引公众存款的商业银行等具有明显外部性的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产品接受较为严格的监管，而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金融产品受到的监管较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各类监管套利使得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产品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金融机构和产品，也是对冲基金乐于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重要原因。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主要发达国家错误地认为现行的监管模式和体制是有效的，没有根据金融市场、机构和产品的发展，采取措施提高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减少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摩擦、内耗和推诿。有案例表明，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发达国家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之间的沟通障碍已经给金融救助和金融稳定工作带来被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管体系的失效。

　　3.国际监管合作体系尚未形成

　　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这是一个全球性普遍问题。相关国际组织一直以来只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监测，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问题，但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强差人意。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厘清跨境资金的流动渠道和流动机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渠道和机制，而且也还没有充分了解在经济不景气时，这些资金流动是如何逆转的。

　　为加强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金融稳定论坛(FSF)近来选定了30家大型国际性金融机构，并为它们分别成立了由其母国监管机构为主、主要东道国监管机构参加的联合监管机制(supervisory college)。在运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应该及时评估这些联合监管机制在加强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方面的有效性与充分性，并提出改进建议。同时，作为全球风险预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和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