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这也是鲁迅先生终生的“大悲哀”。鲁迅式的悲剧，是平民的代言人和平民之间那种难以言传的深深的隔膜。也就是所谓：“孤独者注定要为大众而献身，同时注定了要同大众进行不停息的战斗，直到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寿终，不论是战斗还是静止不动，孤独者永远是为迫害他的大众而死。”（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的先驱，真正的社会精英和平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关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鲁迅和平民的“隔膜”颇具民族特色的悲怆性。这里，又是一个鲁迅式的悖论。“婚变”（结婚和再结婚）及与民众的深厚的“隔膜”，是鲁迅的两大心病，也是我们了解鲁迅思想情感世界的两个“阿基米德支点”。一度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神秘莫测的，所谓鲁迅的 “负罪感”，鲁迅的“原罪意识”尽源于此。孤独者和大众的关系是鲁迅政治文化思想中一个普遍而永恒的主题！鲁迅先生又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写在〈坟〉后面》①284。)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的《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