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社会权威工程
 
         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
                             ——柳宗元《封建论》
 
关于权威工程所要说的将不会很多，这是由于它所涉及的内容相对不太复杂，不像行为工程和理性工程那样，不仅涉及面相当广泛、深入，而且，其中很多东西都是读者不太熟悉的。一般来看，权威工程所涉及的无非两个问题：第一，它在社会反冲突工程中的地位；第二，国家为什么要有权威。所以，本章打算只用较少文字主要就这两个问题进行阐述。
到目前为止，我已系统讲述了反冲突工程的两大分支工程即行为工程与理性工程。这两个工程，就它们的效用看，前者是通过发动和使用社会行为来达到“转移社会恶欲”；后者是通过创建和使用社会理性来达到规范社会行为。两大工程在效用上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样来看便是很清楚的了。就是说，由于行为工程是用来转移“社会恶欲”，它要求于社会的，就必然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行为，特定的社会行为必得有特定的社会理性，用特定的社会理性呼唤特定的社会行为，所以，这就需要有一种工程，一种创立特定理性的工程来为其服务。
这说明：在效用上，理性工程不过是行为工程的一种社会辅佐，为着行为工程能实现其效用才需要的社会辅佐。
但是进一步看，单有理性工程的辅佐够不够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如就理性对于社会的作用方式看，这方式主要地就还是向社会讲明道理，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和不对的、哪些事该做和不该做。但我们稍许现实一点便发现：很多时候尽管你道理讲得很明白，人们往往就是不听；反过来，假如你对他很有权威，或者他对你相当崇拜，那你所讲的不管实际上对与不对，他都会俯首听从。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你的道理说服了人，而是你所具有的某种力量震慑了人、感化了人，使人一开始就拜倒在你的震慑之下，因而相信你是对的。而且就理论的本身看，其正确性也是相对的；不能说谁讲的绝对是真理，谁讲的绝对是谬误，因而不能说谁定得服从于谁。这在理论上始终是一无法解开的死结。人们言词凿凿，其实只是各自坚持了自己的一种角度，人类凡思想之争，归根到底，其实是人们的角度之争而非对错之争；这“角度之争”所以发生，恰恰就因为：争执者无论哪方都没有一种力量，那种决非理论本身的威慑性力量，能使对方不站到别的角度而认同他的角度[1]。
由上便表明：单靠理性工程的辅佐必然是不够的，国家要使其理论真能说服社会，真能起到辅佐行为工程的作用，就还须再创建一种工程，那种旨在使理论具有巨大震慑的权威工程；行为工程必得有两大辅佐：理性的辅佐与权威的辅佐，前者使它拥有理论，后者使其理论拥有威慑。
如果把行为工程比作一项庞大的建筑施工，把理性工程比作这一施工的整体性技术设计，权威工程就好比是向施工场地派驻了一位令人产生敬畏的工程总监。
那么怎样营建这一工程呢？
大体上可从两方面看：一是界定国家各级权力的职能，建立权力的社会等级，并适度强化等级差异；二是提高国家权力的威严感、可信感和震慑感，使各级权力都能争取到来自权力对象的必要的敬重与畏惧。总的来讲，营建权威工程，无外乎就是要通过这一工程达到使国家权力具有权威。
如果一个国家已进行了上述工作，使得各级权力确已赢得了社会的信任与敬重，尤其是社会的必要的畏惧，便可认为：它已在事实上营建了社会权威工程。至于如何界定国家各级权力的权力职能，如何建立权力的等级以及提高权力的威严感、可信感与震慑感，人类早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可供我们去参考，而且，这些问题已属具体的操作问题，非一般性的抽象思考所能解决，所以，这里本文不再加以陈述。下面，我只就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作一些必要说明：
第一，    以上“树立权威”的工作，必得置于反冲突工程的系统性工作之中，换言之，就是必须在构建了行为及理性工程的同时，权威工程的营建才是有效的，否则不管国家如何努力，树权威的企图都是终无效果的。譬如为什么在人类已积累了大量经验，已用大量事实揭示了应如何去树立权威的今天，有很多的国家领导人尽管拥有丰富经验却仍然无法让自己拥有权威？原因就正在这里：他的努力完全局限在纯权力途径，即仅仅只是企图通过他那高高在上的权力手段来谋求权威。但是，反过来我们就又发现，只要有一场蓬勃的社会事业正在展开，只要国家领导人正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