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草原 于 2007-12-21 10:56 AM 发表：楼  主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从宗璞《东藏记》说起
 余杰
    
    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