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滑坡及伦理失范的困境。按照“为仁由己”及“为政在人”的儒家思维，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源自然而然地归结于个体心性涵养及内在信仰的贫乏；而社会道德的重建之途，亦应以提升个体道德素质、重建道德信仰为起点。然而，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表明，提升个体道德素质的培养模式所存在的“不可批量生产 ”的根本局限，使得人们对于儒家观念究竟能在社会道德层面有多大作为始终存在诸多疑窦。这使我们进一步深思，社会道德滑坡与重建固然与个人道德素养的提高存在关联，但是社会道德集体滑坡的背后是否还存在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及道德心理呢？欲重建社会道德，又该何去何从呢？先秦法家的政治哲学及道德心理学，可以为我们反思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     法家道德--政治哲学却倾向于认为，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的内在机制根本不在于社会个体道德素质的低下，而在于合理且正义规则与非合理非正义的另类规则的并存所导致社会道德意愿的贫乏，“不敢清白”与“不愿清白”则为此症结的突出表现。从社会环境及客观制度的视角而非自个人内在道德修养的层面思考社会道德的滑坡与重建，是先秦法家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