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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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只要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生孩子都可以拿到30-35万左右的生育补助，我们在日本有长期签证的人也都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所以也都可以拿到补助。 算下日本生孩子的费用哈。 公立医院平产一般40万左右，私立的要贵5-6万，产前检查大致要7-8万左右吧，所以这样算起来就算政府有补贴自己也最少要拿出10几万，算算人民币也要1万左右了。 有朋友告诉我说可以去市役所申请助产院，这个制度是针对低收入家庭国家提供的一种福利。申请到的人可以在指定的公立医院分娩，平产的话只要付6万日元。呵呵，那我不是还可以赚十几万？目前我老公拿的奖学金可以不算收入，我么也没有正式上班，所以我们家看得见的收入证明几乎等于0，当然最符合要求不过啦。市役所的工作人员查祖宗八代一样把我们的家庭情况盘问了一遍，我说我们只有夫妻两个在日本，父母在国内都没有工作没法接济我们，又给他们看收入证明，然后那和气的小老头就郑重其事地拿出一张表要我填，说医院名额没满的话就没问题。一个月后来通知了说可以了。但条件是签名之后产检就必须转到指定的医院去了，虽说远了点，不过都让我捡这么大便宜了远点也就算了哈。 这个制度最适合在日本的留学生生孩子，别错过了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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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的启迪是多维度的</STRONG>
“法行动”是以良法法律为基础、为底线的公民行动，在推进公民社会，达成善治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价值。</STRONG> 撰稿·萧 瀚 鉴于司法某种程度政治化的现状，邓玉娇案中的各方都在静等十天上诉期的届满，到时邓玉娇理应真正自由。 邓玉娇事件给人们的启发无疑是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而其中显现的公民社会之雏形特质，尤值深入探讨，本文即为抛砖之尝试。 政府如何应对类似事件？</STRONG> 从邓玉娇事件发生过程看，巴东以及恩施方面政府行为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方面，与十年前相比，至少在信息透明方面，政府行为显然并非毫无进步，虽然有不少迹象表明政府的信息发布存在着严重瑕疵，但至少在态度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视民众的要求于不顾；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尤其是正当程序的原则十分陌生。这种陌生，既来源于中国法制体系本身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动机不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也来源于官僚制本身的惯性，还来源于基层政府不能深刻把握宪政精神，不能及时提高施政能力。 在这样的纠结中，“邓玉娇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