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寻常之家,刚吃完中饭的一家人正围坐在餐桌旁说话。爷爷顺手拿过几个饭碗说,我给你们出道题“脑筋急转弯”,你们猜猜这些分别是谁用过的碗?大伙目光聚焦在餐桌上:一溜摆放着五个还来不及清洗的饭碗,清一色的景德镇花瓷碗。其中三个碗粒米不沾,吃得很干净;另一个碗底和碗沿沾满没扒尽的米饭粒;还有一碗剩下半碗残汤剩饭,碗边的桌上也“种”饭似的满是米粒。显然这不是一道难解的题目,爷爷的用意大家心知肚明,没人去猜,只有小孙子指着带有剩饭的碗认了卯。爷爷清了一下嗓子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不是让你们唸唸就算了!
也许是年轻时饿怕了,对粮食的感觉我要比80后出生的孩子亲切得多。有时看到白花花的米饭被无奈地倒进垃圾桶里我会情不自禁地爆发出无名之火,可损坏比剩饭价格高得多的东西却无动于衷,为什么呢?我扪心自问。
记得姥姥在世时,剩下的饭菜总要拿去和点麦麸子喂鸡鸭,母鸡吃得很检点,一粒米也会啄个干净,而鸭子则吃像难看且弄得满地狼籍。天长日久剩菜剩饭慢慢地会转化为鸡蛋鸭蛋改善家里的伙食。逢年过节还会烧上一盆香气四溢的整鸡整鸭全家大快朵颐。住进商品套房以后,身边不再养鸡喂鸭,剩下的少量饭菜垃圾桶成了它们的归宿。
六十年代初时,我们兄妹几个都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却赶上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城市一月的粮食定量只够紧巴巴地吃上二十天。(可比那时的农村已经强多了)家里连削下的带坏疤的红芋皮都舍不得丢掉,晒干了留起来,待到晚上饿得睡不着时再拿来充饥。计划用粮是那时工薪家庭的必须,因此家里买了杆称,避免寅吃卯粮,中午带米到学校蒸饭每人都要大致称一下,你多了其他兄妹就要紧裤腰带。城市人一边每月要在不足的定量口粮里向农村捐献二斤一边还要到郊区去捞红芋、刨包菜根、拾麦穗等补贴主食,吃地瓜和玉米面一类杂粮是那时抹不去的记忆,那时家里从来没有也不会有剩饭。
63年暑假,我有幸被学校推荐去参加蚌埠市少先队夏令营,学习无线电收发报。因为是半军事化培训因此伙食很好,全是细粮,一顿两个大馒头足有四两,那时我个头小一星期就能节余两三个馒头。天热怕馊了,傍晚我就带着两个剩馒头去离军训地不远处父亲的老同事许伯伯家玩。事过多年,每当我遇到许伯伯,他总会激动地提起那两个剩馒头,他说现在你就是带上山珍去看我也赶不上那时的两个剩馍呀!可见,当时粮食在人们心目中的轻重。
毕竟,生活在城市又出生在八十年代以后的孩子赶上了好日子,不知稼穑艰辛、养殖复杂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不是“五谷不分”,有时候也会闹出花生长在树上,羊长胡子是因为它老了的笑话。在孩子的眼里能作饭的就是粮食;碗里盛的鸡鱼肉蛋都是钱能买来的,至于什么是粮食蔬菜,生产要花多少艰辛,似乎不必过分关心,反正只要能吃饱吃好就行。
我不是悲天悯人性格的人,但有时候,看到倒掉过多的剩饭,也企图给孩子讲一段“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神奇、灾荒年一碗粥救活一个几乎饿死了的准状元的故事。但是,这对孩子小时候还有作用,稍大一点的就不屑一顾了,这也是物质丰盛以后带来的无奈。正应了那句老话——“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其实,我们心疼得哪是那些残渣剩饭而是身后正在被岁月淡化了的某些优良传统和社会美德。
每每看到剩饭,我总会想起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种麦经历。队里给每个“知青”分了三分自留地,我们自己积肥撒粪、翻耕靶地,然后请老乡摇耧播种;田垄薅草时蹲麻了的双腿,“三夏”烈日下挥着锃亮镰刀收割时晒蜕皮的双臂,都在记忆中细细述说着一粒粮食从播种到收获的不易。因而如今虽丰衣足食但一见抛却剩饭就心波难平,我想自己内心被激活的已经不仅是田头地边劳作的辛苦阅历,而是对土地和粮食理性的焦灼和感恩。
记得早前报载一个出国考察组到外国考察,驻地中国代办处在当地一家豪华酒店设宴接风,由于剩得饭菜过多,被一外国老太叫回,我方人员一句“花我的钱,关你何事”激怒了那位老太,她竟然当即举报,结果,考察组被当地资源管理部门官员罚款并教育,“以后吃多少买多少,钱是你们自己的,但是资源是社会的,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资源匮乏,还有许多人吃不上饭!”最后考察组把这份令人汗颜的罚单复印给每个考察组成员作为教材。看来剩饭在国外也是被当作教材的呢!
民以食为天,在没解决温饱时字字千钧,达到“锦衣玉食”之后易于被人们忽视,粮食一类食品的不可替代性在警钟长鸣,但愿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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