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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徐焕升领队远征日本胜利归来 传单从天而降 1938年5月20日清晨，日本长崎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突然发现门前到处是传单。传单上印着汉日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日本安保部门立即在辖区内进行搜索，并将传单交由“王子制纸”八代木工厂进行化验，证实传单的确来自中国。消息传出，当地民众十分恐慌，并对当局所称“日本本土防卫固若金汤”表示怀疑。 当天，同在九州岛的福冈市和北九州市也发现了大量中国警告日本的传单。 轰炸计划酝酿已久 中国飞机用传单“轰炸”日本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36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就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但不久抗战爆发，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的血战中伤亡惨重，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等两种远程轰炸机损失殆尽。 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将目光瞄向了海外。1937年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收到蒋介石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10月，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协议中的6架TB—3重型轰炸机按计划飞抵兰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飞机由兰州经汉口飞南昌进行对日轰炸前的临战训练。不幸的是，日方早就得到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2架，炸伤3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后来，由于数量有限且备件缺乏，TB—3在中国战场只作为运输机使用，再也没有担当任何战略轰炸任务。 空军上尉勇担重任 就在人们为轰炸机一事发愁时，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同时带来了马丁—139WC轰炸机4架、伏尔梯V—11轻轰炸机7架和刚刚从欧美淘汰的诺斯洛普G2E轻轰炸机数架。国民党空军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但外籍飞行员却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提出了让国民党政府无法接受的天价酬金。针对此情况，国民党政府航委会决定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这时，编在委员长侍从室的专机飞行员徐焕升上尉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负责重新组建远征轰炸队的具体事宜。 徐焕升受领任务后，立即通知在汉口待命的预先选拔好的14中队人员立即飞抵成都报到。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选定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轰炸目标。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飞行第8大队第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 特别轰炸中队在徐焕升的率领下，对当时中国空军的各种轰炸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最后选定马丁—139WC轰炸机。而后，特别轰炸中队在成都凤凰山基地开始了临战训练，并对马丁机的性能进行摸索和适应。在训练过程中，徐焕升发现：马丁—139WC虽然性能良好，威力巨大，但返航途中极可能遭到日本人的追击，不一定能在沿海机场加油。而且，仅靠眼下这几架飞机投掷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于是，特别轰炸中队请示航委会，修改原定计划，以两架轰炸机携带传单空袭日本，宣扬我国抗战意志，警告日本当局，并且为了缩短航程，将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国民党政府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飞越日本上空并成功返航 1938年5月19日15时23分，3架战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两个小时后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补充燃油。23时48分，其中两架战机出发去日本执行任务。 携带有100万份传单的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向日本九州岛飞行。5月20日凌晨2时25分，飞机到达日本九州岛上空，飞行员查证航图，推定底下的城市就是长崎，于是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机组的通信员陈光斗和吴积冲立刻将各自尾舱内装满传单的麻袋搬出，当飞机高度降至3500米时，一份份传单像白色的炸弹一样从舱板下的方形射击孔投出，纷纷扬扬地飘向日本的领土。 尔后，双机编队以长崎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3时45分到达福冈上空，在撒下传单的同时投下了照明弹。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之后，飞机掉头向西南沿原路返回。5时23分，双机飞到公海。 8时40分，1404号机经宁波在江西玉山机场降落。9时24分，1403号机经临海在南昌着陆。9时30分，所有机队人员接到通知前往汉口汇合。11时30分，两架马丁—139WC轰炸机在空中编队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机场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也到机场迎接。5月22日，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吴玉章、罗炳辉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飞行员进行慰问，并赠送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还发表了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和英勇行为，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 惊人壮举轰动海内外 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著名的《抗战》三日刊在5月23日第74期上刊出了邹韬奋的《空军远征日本与新的抗战力量》文章，该刊著名评论家余仲华在同期的“战局动向”栏目中也指出：传单给日本一个警告，百万张传单可以变成百万吨炸弹！《大公报》也于5月21日在头版刊出《空军夜袭日本》的社论。 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苏联《莫斯科新闻》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世界主流媒体也认为，中国空军夜袭日本本土，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狠狠地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飞行员的良好形象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尤其是指挥官徐焕升获得了外国同行的“世界一流飞行员”的美誉。6年后，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世界著名的12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升位列其中。照片上标明：“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将军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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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学习一些才艺特长是一件好事。家长还应根据儿童生理发展的特点，理智地选择学习时间。下面给各位家长提供一些建议性的资料，以供家长参考。 学乐器的适龄期 学习小提琴年纪在5-6岁较适当，学习钢琴在3-5岁时最好让孩子先听好的音乐，欣赏好的音乐，一般4-5岁开始接受钢琴等乐器的技术指导比较适宜。 学绘画适龄期 由于孩子在1岁或1岁多已会“涂鸦”，2-3岁开始对形状、颜色产生兴趣，4-5岁开始对实际事物、经验过的事物有了认识并会画出，5-6岁时，不是画看到的东西，而是画认识的东西，此时的孩子观察力、想象力，甚至表现欲都很高。因此，从2岁半到3岁的时候开始学绘画最为适宜。 学书法的适龄期 学习书法，年龄不宜太小，学龄儿童从三年级开始学习书法较为适当。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理解力较弱，从习惯书写意义讲可以接触一些。 学英语的适龄期 如果想将来英语说得好的话，尽早学比较好，过了5岁，母语习惯已形成，再学外语就有语音干扰。所以可从1-2岁就开始亲近英语，3岁以后跟着老师正规学习比较好。 学围棋、象棋的适龄期 围棋和象棋的开始适龄期是3-4岁，只要孩子能区分棋子的黑和白，棋上的文字可以了解即可。这两种棋都有很难的专业术语，如果要充分了解，一般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学游泳的适龄期 游泳训练班有0-2岁的婴儿游泳班、3岁幼儿、幼儿、学童、高级、选手培训各种等级学习班，母亲想要让孩子学游泳或孩子自己想要学游泳时，就是学游泳的适龄期。 学溜冰的适龄期 专家和教练一致认为，越早学越好，一些活跃的选手大约是在4岁到小学入学前后开始学溜冰的，4-6岁是溜冰的开始适龄期。早一点开始学，就像讲母语一样，可以在自由、无意识之中，掌握溜冰的窍门。 学舞蹈的适龄期 幼儿学习现代舞，2岁半到3岁左右就能踩出步伐，技巧的指导从肌肉尚柔软的6-7岁开始比较理想；但是芭蕾舞要两脚打开180度的动作，这个动作不趁早开始不行。学古典舞蹈的适龄期是4-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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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代表中国参赛的奥运选手王润兰凭借自幼练习武术的深厚功底，在拳击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打进决赛，引起体坛强烈轰动,但最后却被无理取消了比赛成绩，凸显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国际地位的窘境和悲怆。当他满怀悲愤准备再次向奥运进军时，日寇全面侵华的炮声击碎了他的梦想，在民族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烽火战场，最后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虽然他没有在赛场上拿到奖牌，但却在反侵略的卫国战场上用热血铸就了辉煌！他是中国抗战史上第一个牺牲而又鲜为人知的奥运英雄。 （一） 王润兰1913年出生于河北饶阳县留楚村一个富裕的乡绅之家。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里，当地许多村落为了保境安民，纷纷设坛练武，使武术在民国初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受这种环境熏染，王润兰自小热爱武术，上小学时，他每天都跟着村里会武术的大人们学习拳脚，久而久之，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小拳王。1931年9月，王润兰考入河北省立河间中学，在校期间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优秀，各项体育课目更是出类拔萃。他几乎每天都坚持踢球、练习拳术、武术套路和器械。 然而，随着王润兰步入成年，父亲很快就给他下达了“禁武令”：“你应该学习如何经商，这才是正路，不要整天舞枪弄棒不学无术！”但王润兰没有服从父亲为他做出的命运安排，这位有着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气焰甚嚣尘上，日军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鲸吞东北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接着于1933年1月至3月又先后调集优势兵力，在空军配合下进攻山海关，侵占热河，向长城一线中国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尔后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冀东，进逼平津，把侵略矛头指向整个华北。侵略者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深睡的东方雄狮，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浪潮迅速在中华大地汹涌澎湃。同年3月16日,中国军队第32军139师在商震军长和黄光华师长指挥下，向进犯河北省迁安冷口关的日军发起猛烈反击,用大刀、刺刀、手榴弹将装备优良的日军第8师团第14旅团打得落荒而逃,一举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冷口关。这次长城抗战中的唯一一次进攻战，使32军名声大振，商震将军也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受此影响，1934年，离家出走的王润兰弃笔从戎，报考时任河北省主席兼32军军长的商震将军在北平举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决心用枪杆子保卫“千年文明古国不受倭寇欺辱”。
入学后，王润兰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和战术技术，为他后来的军事指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受中共地下党员谷雄一 、王启明、陈锐霆、朱静波、程景明等人影响，王润兰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植根在他的脑海里。不久,体格健壮、有着良好武术功底的王润兰被选入商震创办的西洋拳击队学习拳击。经过勤学苦练，他很快掌握了西洋拳击的基本技术，并在动作要领等方面进行了独特的创新，在当时举办的几次有社会影响力的拳击比赛中，他屡屡打败参赛的中外对手，受到教练员和社会武术界的高度赞誉。 1935年底，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华北的局势日益紧张。日军先后向山海关和驻平津的华北驻屯军大量增兵，并不断向中国守军挑衅。面对日寇的嚣张气焰，一直对日保持忍让和克制的中国军政当局也开始积极整军备战，广大官兵被压抑的爱国激情终于迸发出来，王润兰所在部队的官兵，每天在吃饭睡觉前都要高呼“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表达自己誓死抗敌的决心。 为全身心地投入抗战，离家两年的王润兰于1936年初请假回家探亲，准备在血洒疆场前与父亲和解。虽然他的出走在那个家规极严、崇尚孝道的旧式家庭看来无异于大逆不道，但深明大义的父亲看到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的儿子回家看望自己，还是十分大度地原谅了他，并为儿子弃商从军卫国保家的选择从内心感到高兴。深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父亲最后在儿子归队前，鼓励儿子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奋勇杀敌，建功立业，为保卫国家尽忠。 也就在这一年，第11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夜的中国派出了有69名运动员的代表团参加了这届奥运会，王润兰凭借自己出色的拳击功底，在参奥选拔中被选入了只有4个人的拳击项目代表队。 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一手组织派出的这69名运动员(男67人，女2人)分别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几个大项的比赛，另外还派了一个武术表演队(男6人，女3人)和一个体育考察团(男35人，女2人)在赛前赶赴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考察。中国运动员尽管在正式竞赛项目中战绩不佳，但武术表演赛却令西方人看得两眼发呆，人人为之倾倒。特别是双人对练更是深受所到国家观众的热烈欢迎，在欧洲体坛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奥运会正式比赛中，由商震资助的两名来自32军的拳击手王润兰和靳贵第，分别参加了中量级和重量级的拳击比赛。在拳击赛预赛中，第一场由王润兰出场对战日本选手，他以三局全胜的出色战绩，将蔑视中国的日本选手连续三次打倒在地，使其心服口服地甘拜下风。在迎战荷兰选手福特时，王润兰与这个强劲对手打得十分艰苦，他在最后一局被对手打得血流满面、几乎站立不稳的情况下，依然以顽强的意志支撑自己，一直坚持到终局仍然屹立不倒，此局比赛，王润兰被媒体赞誉为“中国硬汉，虽败犹荣！” 在决定比赛决赛权的最后一场和英国选手的对打中，王润兰在第一、第二局均以1比1打成平局。从第三局开始，王润兰在熟悉了对手拳路套数后，很快发现了对方的破绽，他迅速抓住战机，连续出拳猛击对方头部，最后以重重一击将对手打倒在地，整整10多秒钟对手也未能站起来。此时此刻，裁判判定王润兰以2比1取胜，获得了拳击赛的决赛权。他是第一个取得决赛权的中国奥运选手，中国运动员为之兴奋不已。意想不到的是在三天后决赛即将开始时，中国代表团领队竟突然接到奥运会组委会的通知，说王润兰在预赛时已被裁判组判定失败，不能参加最后的决赛。闻此通知，中国全体参赛选手和代表团成员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表示抗议：王润兰明明在预赛中打败了英国选手，裁判当时已作了明确裁定，怎么三天后又突然变成失败？明眼人自然能看出其中的猫腻。中国领队向组委会进行了多次交涉，一些主持正义的外国代表队闻知此事后也纷纷表示声援。但组委会对此事却一拖再拖，几经来往毫无结果。就这样，由于组委会一些人出于对贫弱落后中国的歧视和某些政治的需要，公然颠倒黑白，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了中国运动员的决赛权！ 尽管如此，王润兰在奥运会期间的出色表现还是受到很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愤愤不平的王润兰决心一定要在下届奥运会上一雪此辱，打出中华拳王的威风，给中国人争一口气。 （三） 然而，王润兰的梦想很快就被侵略者的枪炮击碎了。中国奥运参赛代表团回到祖国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就发动了“七七事变”，用全面侵华战争的隆隆炮声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有史以来最为血腥苦难的深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奋起反抗侵略，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牺牲精神与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不少奥运健儿纷纷脱下运动装，毫不犹豫地参加到这场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之中。王润兰在参赛回国后担任了第32军补3团3营排长，在国破河山碎的生死存亡关头，他所在部队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积极投入了抗击日寇的战斗,与法西斯侵略军展开殊死的搏杀。 1937年8月，日军集中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28旅团和酒井隆少将指挥的6个步兵大队，总兵力约6万人，分三路向漳河北岸进击。时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的商震，按既定作战部署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实施正面防御，用层层阻击的战法阻止日军迅速向南推进。9月初，中国守军对南犯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逐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在阵地多处被日军突破后，被迫放弃原有阵地，边战边撤向新的地区布防。9月14日，为掩护主力部队向新战场转进，王润兰所在的补3团奉命在漳河阻击来犯之敌。次日上午，前出到漳河上游附近的日军抓到5名青年农民，逼迫他们涉水领渡向我军进攻。5名爱国青年相约都以立式泅法，齐露胸部诱骗日军渡河。日军信以为真，立即派两个尖刀小队（排）跟随渡河，但顷刻间就陷入了灭顶的深渊，无一生还。而5名中国青年却不见了踪影。随后大批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再次渡河，严阵以待的补3团官兵等到满河蠕动的日军进入火网后，立刻以狂风暴雨般的枪弹将敌人成片射倒，整个漳河到处漂浮着鬼子的尸体。 在爱国激情的激励下，补充3团全体官兵连续奋战4昼夜，打退了敌军一次次猖狂进攻。在这场惨烈的阻击战中，中国守军不少前沿连队因寡不敌众，在猛烈的炮火中全部壮烈牺牲，但却无一人退缩和弃阵逃跑，而进攻日军也在河堤上丢下数百具尸体。恼羞成怒的日军很快调集重兵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阻击阵地的中国守军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在重炮和坦克的打击下，守军阵地在一阵阵爆炸声中碎石腾空，血肉横飞，防线不断被突破，人员伤亡过半。面对强敌，王润兰与战友们毫无惧色，他们抱定“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决心，誓死要与侵我国土杀我同胞的敌寇血战到底。缺少机枪，他们就用打“排子枪”的办法对付敌人的集团冲锋；没有反坦克火炮，他们就用集束手榴弹来炸毁日军的坦克，或身绑炸药与敌人坦克同归于尽；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大刀与鬼子拼杀，最后就用牙撕咬敌人的耳朵，用手抠瞎敌人的眼睛。 （四） 9月18日，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6周年的日子，我军的阻击战再次进入了白热化程度。日军的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而阻击阵地上的中国官兵已连续奋战数昼夜，伤亡惨重，粮弹将尽，但所有活着的官兵仍然顽强坚守着阵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退敌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每当敌人突破防御阵地，王润兰就率领战士们挥舞大刀同敌人短兵相接，用肉搏战将鬼子反击下去。在惨烈的格斗中，有着一米八以上个头的王润兰，用高超的武术打得日军魂飞魄散，十多个围攻他的鬼子兵个个成了他的刀下鬼。在第二天最后一次反击日军时，一阵敌人的炮火猛烈袭来，王润兰负伤倒在了血泊中，但他坚持不下火线，仍以顽强的毅力继续指挥作战。战至9月21日拂晓，整个漳河北岸横尸遍野，敌我双方的死尸布满了阻击阵地。此时王润兰所在连队已伤亡殆尽，阵地上只剩下王润兰等十余个伤员在坚持战斗。当数辆日军坦克再次吐着死亡的火焰攻上阵地时，身负重伤躺在战壕里的王润兰以最后的气力奋力跃起，抱着集束手榴弹和几名身绑炸药的战士一起扑向敌人的坦克，随着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王润兰等人年轻的生命在血与火中得到永生。 王润兰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授予“民族英雄”称号。 根据史料记载，当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不少中国选手也像王润兰那样在回国不久就作为英勇的战士奔赴抗日战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当中有进入复赛的撑竿跳高运动员符保卢，他作为空军，在1938年武汉保卫战一次惨烈的对日空战中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另外两名奥运拳击选手靳贵第和靳桂，分别在1937年的安阳保卫战中和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壮烈殉国。 他们都是中国奥运史上不该忘却的民族英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