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静源 于 2006-12-22 10:34 AM 发表：楼  主
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形成了某种不同于前此各研究阶段的新趋向。本文凭据目前所知的一些资料，对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现状、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做一概览性描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动态，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对于促进国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借鉴意义。 
　　一、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 
　　综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其总体特征充满了“冷战思维”的色彩。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保留着相当严格的学术化表达形式，也可以把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划分为“政治派”和“学院派”，但即使是“学院派”的纯粹学术探讨，也流露出相当的意识形态争论的意味。 
　　随着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在西方学术界，“毛泽东”的政治符号形象进一步弱化。虽然学术市场中习惯性“左”、“中”、“右”的态度划分仍然存在，而且还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但各方的分析范式（Paradigm）则都在发生变化。 
　　1989年由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Timothy Cheek）和吴（Eugene Wu）主编，高德曼（Merle Goldman）和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等著名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考尔、史华慈、格德曼、吴和奇克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则由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间的19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14篇，“大跃进” 时期的讲话5篇。应当说，这些导读报告，显示出了历史文献分析和文本解释方法的很高境界，也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学派的方法论风貌。其中，史华慈教授的论文最具代表性。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的资深权威，史华慈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毛泽东晚年处于中国内部、中外关系、理想与现实、党内与党外多层交叉的复杂背景之中，其思想也包含着诸多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基本要素，因而不能用简单“二分法”的武断方式予以评说。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运用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经典之作。  
　　1994年，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英国《中国季刊》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由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领衔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Stuart R. Schram）主持，发表了两篇综述性和两篇评论性论文。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之长文，分别从“毛泽东及其成长”、“夺取政权和其结果”、“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农村乌托邦思想到‘阶级斗争’地狱”、“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地位”和“结论”七部分组成。这些内容既是他个人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的重新表述，也代表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主流意识。在方法论角度上，仍然坚持“历史叙述 + 政治评论”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  
　　与其它学者不同的是，现执教于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ener）,在风云变幻的学术潮流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与“时髦”的流行观念认同，仍然持续着自己的研究思路，展开对“后毛泽东主义”的研究。迈斯纳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他指出：“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