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个地方的人都在寻求了解他们身居何处，他们又将何去何从，以及对创造历史并对未来承担责任，他们能有何作为。 </SPAN>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都来源于启蒙运动，并有很多共同的假定与价值。两者都把合理性的增进确认为自由增进的首要条件。所有这些启蒙时代的理念都根植于自由与理性具有内在联系的乐观假设。</SPAN>
　　当前的情况确是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与理性的思想往往显得模糊不清，马克思主义经常成为对官僚制滥用职权进行保护的乏味修饰物，而自由主义则成为掩盖社会真想的无关痛痒的手段。从现在生发而来的第四纪元的意识形态的标志是自由与理性观念变得不那么确定了，是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自由的增进了。</SPAN>
　　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自由的个人是理性之载体的观念，是20</SPAN>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从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中继承的最重要的思想主题。如果他们想通过限定难题，归拢问题的方式来保存这些核心价值，那么在当代，必须把理性与自由的理想作为问题重新表述。</SPAN>
　　在我们的时代，理性与自由这两种价值处于显见而又微妙的危险之中。庞大的理性组织（简言之，科层体制）确实增多了。但就整体而言，个人的实质理性却没有增加。局限于日常生活的有限社会环境，普通人通常不能理智地了解庞大的结构，那些合乎理性与不合理性的结构，而他们的生活情境是这些结构的附属部分。从而，他们常常是执行一系列貌似合理的行动，可却不知这些行动是为了何种目的。</SPAN>
　　事实表明，科学不是一种“技术基督再临人世”（a technological Second Coming</SPAN>）。给予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于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教育的普及或许会产生技术白痴和民族主义者的狭隘心理，而不是开启心智，独立思考。向大众广泛输导历史文化或许并不能提高他们文化理解的品位，反而会使历史文化庸俗化，并强烈压抑人们的创新能力。 阅读全文>>